
北洋大时代道德篇(二百一十):处治世宜方场内配资,处乱世宜圆,处叔季之世,当方圆并用。
北洋史的波澜壮阔,是一场由清末新军起步的军阀混战,各路军阀的崛起与起伏,深深根植于那个时代的变革。袁宫保在天津小站练兵,他是最早与地方督抚和豪绅建立紧密联系的人之一。而他与中枢的关系,更是使得北洋一脉能够在改朝换代后,继续主宰着朝堂。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,实则也充满了矛盾与冲突。随着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崛起,直系军阀的根基动摇,尤其是直系军阀元老们,如长江三督李纯、王占元、陈光远等人,自然心生不满。他们与南方军阀的眉来眼去,又让局势变得错综复杂。而晋系军阀阎锡山,虽非北洋嫡系,却与北洋军阀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全国几乎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,除了西南六省。正是在这乱局中,南北军阀的敌对开始缓和,在直系军阀的牵线搭桥下,南北议和的筹备悄然展开。 民国八年,南北议和会议于二月二十一日拉开帷幕。会议的第二天,南方代表便提出了一个直指要害的议题:清北洋中枢宣布与日本所订密约及附件。西南军阀作为其中的主角,显然掌握着自己的筹码,深知北洋军阀的软肋,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。毕竟,皖系军阀与日本签订的条约,多数不过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,而其中的分赃以肥私,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西南军阀趁机向北洋军阀发难,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中日密约的问题,更是南北军阀在权力和地盘上的较量。无疑,西南军阀的举动,背后也是为了在这场分赃中占得一席之地。然而,仅仅指责北洋军阀分赃以肥私显然是不够的。西南军阀虽然手握兵权,但这群军阀并非一味高明的战略家,反倒在经世之策上,常显得精神荒漠。所谓的分赃以肥私,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套路。云南王唐继尧推行的弱川强滇政策、四川王刘湘的叔侄之争,以及两广军阀的倒戈背叛,无不揭示出西南军阀的弱点。他们的政治斗争,如同草头王的争斗,手段简单粗暴。北洋军阀,虽以更高的道德禁锢自己,但也难掩其中的尔虞我诈。而西南军阀,则更像是那些没有原则的武夫场内配资,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把自己的地盘牢牢占据。他们的斗争,实际上也不过是地方割据与权力更替的一部分。 川滇黔混战,两广操戈,战争与谈判交替上演。在这片深不可测的欲望泥淖中,西南军阀的内斗显得尤为复杂。不同于北洋军阀那种基于道德和理智的斗争,西南军阀的斗争更为赤裸,充满了野蛮与无序。对于他们来说,政治斗争就是一场局部的、血腥的买卖,而所有的言辞与举措,最终都归结为如何在这场漩涡中生存下去。 总的来说,西南军阀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,注定无法摆脱分赃与肥私的困境。它深陷于军阀混战的旋涡中,不断产生着巨大的消耗与消积效应。然而,正因为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,西南军阀在这场分赃的博弈中,也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。作为弱肉强食法则的践行者,西南军阀自然要有一层保护色。而那层保护色,正是依靠兵权和地盘的保障。曾经的宦海斗争,庙堂的角力,注定只属于一代人,而这些西南军阀的强人,最终也只能为那个时代的历史留下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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