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洋大时代道德篇（二百一十）：处治世宜方场内配资，处乱世宜圆，处叔季之世，当方圆并用。
北洋史的波澜壮阔，是一场由清末新军起步的军阀混战，各路军阀的崛起与起伏，深深根植于那个时代的变革。袁宫保在天津小站练兵，他是最早与地方督抚和豪绅建立紧密联系的人之一。而他与中枢的关系，更是使得北洋一脉能够在改朝换代后，继续主宰着朝堂。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，实则也充满了矛盾与冲突。随着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崛起，直系军阀的根基动摇，尤其是直系军阀元老们，如长江三督李纯、王占元、陈光远等人，自然心生不满。他们与南方军阀的眉来眼去，又让局势变得错综复杂。而晋系军阀阎锡山，虽非北洋嫡系，却与北洋军阀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全国几乎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，除了西南六省。正是在这乱局中，南北军阀的敌对开始缓和，在直系军阀的牵线搭桥下，南北议和的筹备悄然展开。 民国八年，南北议和会议于二月二十一日拉开帷幕。会议的第二天，南方代表便提出了一个直指要害的议题：清北洋中枢宣布与日本所订密约及附件。西南军阀作为其中的主角，显然掌握着自己的筹码，深知北洋军阀的软肋，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。毕竟，皖系军阀与日本签订的条约，多数不过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，而其中的分赃以肥私，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西南军阀趁机向北洋军阀发难，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中日密约的问题，更是南北军阀在权力和地盘上的较量。无疑，西南军阀的举动，背后也是为了在这场分赃中占得一席之地。然而，仅仅指责北洋军阀分赃以肥私显然是不够的。西南军阀虽然手握兵权，但这群军阀并非一味高明的战略家，反倒在经世之策上，常显得精神荒漠。所谓的分赃以肥私，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套路。云南王唐继尧推行的弱川强滇政策、四川王刘湘的叔侄之争，以及两广军阀的倒戈背叛，无不揭示出西南军阀的弱点。他们的政治斗争，如同草头王的争斗，手段简单粗暴。北洋军阀，虽以更高的道德禁锢自己，但也难掩其中的尔虞我诈。而西南军阀，则更像是那些没有原则的武夫场内配资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把自己的地盘牢牢占据。他们的斗争，实际上也不过是地方割据与权力更替的一部分。 川滇黔混战，两广操戈，战争与谈判交替上演。在这片深不可测的欲望泥淖中，西南军阀的内斗显得尤为复杂。不同于北洋军阀那种基于道德和理智的斗争，西南军阀的斗争更为赤裸，充满了野蛮与无序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政治斗争就是一场局部的、血腥的买卖，而所有的言辞与举措，最终都归结为如何在这场漩涡中生存下去。 总的来说，西南军阀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，注定无法摆脱分赃与肥私的困境。它深陷于军阀混战的旋涡中，不断产生着巨大的消耗与消积效应。然而，正因为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，西南军阀在这场分赃的博弈中，也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。作为弱肉强食法则的践行者，西南军阀自然要有一层保护色。而那层保护色，正是依靠兵权和地盘的保障。曾经的宦海斗争，庙堂的角力，注定只属于一代人，而这些西南军阀的强人，最终也只能为那个时代的历史留下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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